中国外交官冯春与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萨日娜共论社会人口相关问题

    当今中国人口出生率严重偏低的形势日益严峻。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宣布中国人口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引发社会关注和专家们的恐慌。2022年的各个省级地方两会上，“三孩”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2022年10月13日，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合法生育三孩及以上孩次发放育儿补贴金1万元。2023年1月30日，四川省卫健委官方网站宣布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保障“未婚先孕”人群能享受妇幼保健服务。另据2022年9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之列，随着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结婚率已降至40年来的最低点。高盛公司预测未来5年中国婴儿人口将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它对配方奶粉行业的展望已经转为负面。目前，中国正接近一个关键的人口拐点，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将出现新生儿短缺。

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既构成政策压力，又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面对全社会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和快速的老龄化等突出矛盾，须不遗余力鼓励生育。

一、要更新观念，摈弃旧思维。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过去我们形容育儿成本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过去的“竹筷子”如今却成了“金筷子”，而且育儿成本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综合成本过高，降低了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低，这在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中后期是普遍面临的棘手矛盾，各国政府都为此作了多方努力和尝试。法国是最早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之一，它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为家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经济支助，政府还向那些因抚育子女而选择停止工作的父母提供津贴，为家庭育儿提供税收减免。随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法国的做法，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挪威、丹麦等依托其社会高税收、高福利和性别平等、妇女社会地位高等优势，充分动员国家资源，把鼓励国民生育的国家优惠政策不断细化，通过法规固化，务实推向精致，以至于穆斯林难民妇女难民到了瑞典仅靠多生几个孩子，整个家庭就可不用外出工作谋生了，每月单凭多生的孩子就可领取比当地工薪阶层薪水还充裕的国家津贴。瑞典在三年前就已经成功将生育率扩升到了1.9%左右，靠的不是喊口号，而是通过多项政策，全方位减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生育所承担的压力。例如，给男性增加强制性陪产假期，期间由政府给他们支付90%的工资（注：是政府不是所在企业支付），减轻妈妈的育儿负担。在孩子出生后，从托儿所到义务教育阶段都能免费，且教育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极大地减轻了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压力。夫妻双方的产假可以共享，若年轻妈妈在哺乳期仍希望继续在职场工作，她的长假期可以转让给丈夫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北欧的城市公园里，大量出现年轻的“奶爸”推着婴儿车晒太阳读书的场景，一旦解放了孕妇的职业后顾之忧，就能极大提高女性即家庭的生育意愿。2020年，亚洲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生育率也不幸跌至历史最低水平，首尔政府赶紧出台政策---将一次性怀孕激励金额提高到1700美元，但此举却遭全社会尤其是年轻夫妇们讥讽为“东施效颦”政策、杯水车薪。日本2021年生育率也创下有史以来最大降幅，而人口死亡率却不断上升，人口的萎缩体现在日本社会整体进入了所谓的“低欲望社会”，即面对巨大压力，都市人们开始选择“躺平”。对此，美国的超级企业家、以大胆预言而闻名的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在2022年5月发出警告：“除非日本的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否则日本将不复存在或成为‘移民接收国’。”2021年，意大利政府推出了旨在扭转人口下降的激励措施，其中包括延长父亲的陪产假，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忧心忡忡警告说：“一个没有孩子的意大利，注定会慢慢变老并消失”。尽管如此，欧洲的生育率仍在下降。

   东方与西方社会对孩子的归属理念上存在观念上的根本差异：西方社会认为，孩子是国家的、社会的，自己退休后不是依靠子女赡养的，而东方社会认为孩子是家庭的、个人（父母）的，是要养儿防老的。所以西方社会在承担孩子生育、教育成长方面舍得动用国家公共资源，并认为这诸多的国家花费是理所当然。而东方社会对孩子的养育职责理念尚停留在过去传统的归于家庭和父母，即使现在国内社会观念稍微有了进步，也仅仅局限于所谓“建立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分担机制，避免将产假丢给企业一方”，造成“产假越长，女性就业越难”等困局，即使到2022年一些省份提出了彰显前卫的“建设育儿友好型省份”目标，所提出的鼓励生育措施也仅只是治标难治本，尤其是在降低生育成本的三类支持方面，缺乏环环相扣的支持，或者干脆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口惠而实不至。目前国内在鼓励生育政策方面最需要的三类支持严重不足：第一类是时间支持上的措施不足，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不力，包括在住房、租房方面的政策倾斜优惠、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顾津贴，税收减免优惠等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缺乏，包括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幼儿园中小学学位、课后照顾、普惠托育等。面对年轻育龄夫妇的心理苦楚和沉重育儿负担，全社会的公共资源都应该调动起来去切实帮助纾困----“两个孩子都跟碎钞机一样，生三个我怎么养？”“穷人不想生孩子，是因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很苦了，快要躺平了，怎么忍心再创造一个新生命给别人割韭菜？还不如不养的好！”当下社会年轻人陈述的诸多抑制生育的矛盾症结若视而不见，却奢谈“三孩”，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二、学习借鉴并引入西方国家在大力促进人口增长政策方面卓有成效的做法。

  匈牙利在制定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方面，在欧洲后来居上，实施力度大，颇受国际社会关注和肯定。中东欧匈牙利政治强人---欧尔班总理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正式宣布了重大的匈牙利《家庭保护扩张政策》，决心要倾全国之力来鼓励国民多生子嗣、增产报国。欧尔班宣布的鼓励生育的一揽子政策，从夫妻结婚成家开始（详见文后附件），包括巨额的“妈妈贷款”，二胎优惠，四胎免税，爷爷奶奶帮助下一代带孙子的，可领取“隔代养育津贴”，毫不吝啬地发放多子化国家政策补助：向新婚夫妇（40岁以下初婚女性）提供价值1000万福林（约合25万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的无息贷款；如果夫妻生育2个小孩后，就能免除三分之一的贷款，且放宽贷款可购买房屋种类；生3个小孩后，贷款可以全额免还；2胎以上的家庭，每多生1个小孩，就能多申请100万福林（约合2.5万元人民币）的住屋津貼；3胎以上家庭将能申请250万福林（约合6.25万元人民币）的换车津贴，以购买一辆7人座家用汽车；生4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对其终生个人所得税豁免。匈政府还将生育诊所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重要部门，2019年政府就已将本国6所专门从事人工受孕的大型私人诊所收归国家所有，并逐步限制私人投资这一领域，让所有育龄妇女都能接受优惠或免费试管婴儿相关的治疗；政府还向匈牙利的医疗保育体系注资7000亿福林（合175亿元人民币），扩充儿童保育设施，欧尔班承诺在未来三年里再建设增加21000家公立托儿所。

  匈牙利之所以不惜下血本鼓励生育，是因为近年来匈牙利陷于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困境，尤其在2004年加入欧盟之后，匈牙利的大量青壮年人口往西欧大量流失。严峻的人口危机形势使得匈政府大幅提高多子女家庭的财政补贴力度，以鼓励妇女生育，提高新生婴儿出生率，以应对匈牙利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的危机。

  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形势下，匈政府出台经济复苏计划时，还念念不忘鼓励生育，在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保”（保企业、保家庭、保就业、保物价）措施中，格外关照并设法弥补各个家庭遭受的冲击损失，以免殃及生育，例如给怀孕妇女每月补发3350福林（约80元人民币）津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母亲，每月补发3750福林（约88元人民币）津贴；对退休年迈老人重新引入第13个月养老金发放政策；对于在疫情期间进行家庭房屋装修的多子女家庭予以国家财政津贴，在疫情严重、经济低迷形势下，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积极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引导社会房地产业、房屋装修产业开展对多子女家庭实施房屋优惠装修，政府补助，共同拉动疫情下的家庭房屋装修消费，利国利民。

  2021年，匈牙利政府对其鼓励生育福利政策再次升级：从2022年起，减免25岁以下年轻人的个人所得税，通过家庭减税，确保抚养子女的工作父母的工资应不在家庭中被征税；另一种激励措施是改善家庭住房条件，支持获得自己的住房。推行住房利率补贴，让多子女家庭优先购买抵押贷款迟滞、或被取消贷款的住宅房产、小面积住房等。扩展的婴儿补贴包括：第1个子女，每月补发800福林（约20元）；第2个子女，每月补发900福林（约22元）；第3个和其余年龄未满3岁或10岁以下残疾子女每月补发1000福林（约25元）。孕妇不仅有超长产假，还有国家发放的各种津贴补助，女性在怀孕期间至少享有24周产假。如有需要，可从预产期的前4周就开始休假，产假期间工资为生产前的70%（但此规定只适用于工作超过一年以上的女性）。除此之外，还提供免费产检、分娩、孕期及相关的福利机构协助服务等。在24周法定产假结束到孩子三岁期间，政府会发放各种福利用于补贴家庭，如生育津贴、生育补助、育儿津贴、托儿津贴、儿童家庭补助金等。政府还为儿童提供了免费公立教育和儿童福利金，孩子参加儿童夏令营，政府还可以给打折。就连孩子的（外）祖父母们都有福利可拿，比如给照顾孙子的爷爷奶奶们提供保育费。如果（外）祖父母还在工作的，需要去帮助照看刚出生的孙子，政府会批给他们探亲假。

  可以说在匈牙利，女性在怀孕期间不需要担心生活压力问题，国家的各种福利保障能够让准妈妈们在家里做一个安安静静的贤妻良母。埃里卡是匈牙利南部村庄（Mágocs）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她说她的幼儿园中，约90%的家长都获得了某种家庭支持贷款，许多家长本来是打算只生一个孩子的，但因为有足够的津贴支持，于是他们纷纷又再生了一个，这是一种激励。

  匈政府还非常重视评估生育政策在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每年（委托专业机构）追踪检查、评估政策实效，根据反馈及时纠偏、修正各项优惠政策的权重。例如政府部门经常委托大学科研部门，对新出台实施的生育优惠政策成效开展田野调查和绩效评估，注重对受过高等教育得年轻人进行直接问卷调查：“政府这项新的家庭补助，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您们（年轻人）色域的积极性意愿？”“对您们家庭经济而言，目前推出的住房补贴，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再生一个孩子的养育负担？”等等。

  在2022年9月19日的的布达佩斯欧洲高层年度论坛上，匈牙利政府新上任的文化与创新部部长再次强调了国家鼓励生育的三大政策和愿景：一是鼓励妇女比目前的生育趋势下更早生育孩子；二是切实保障有关生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尽早发挥作用，帮助家庭平衡好生活和工作就业的矛盾冲突；三是在家庭净收入上确保有生育家庭与无子女家庭在平均经济收入导致的生活水平持平（即帮助有生育的家庭解除因为多生育孩子而导致额外的经济负担）。

  总之，匈牙利政府的“家庭保护行动计划”中，在促进生育方面卓有成效的政策举措不外乎三点：一是税收、补贴优惠；二是住房补助；三是提供育儿公共服务。

  匈牙利人认为，虽然他们滋生在基督教文化圈，但是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亚洲，亚洲良好的家庭模式及其历代重视人口生育和后代教育的传统理念，一直深深植根于匈牙利人的基因和血脉之中。

  目前国内在促进人口生育方面——要做、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应当赶紧让全社会看到国家释放出的鼓励生育的正向信号。